鴉片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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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虎門銷煙、鴉片戰爭、南京條約、望廈條約和黃埔條約

1841年1月7日虎門之戰，鴉片戰爭標誌著中國進入近代歷史[16]:54 。

1839年，道光帝派林則徐為欽差大臣遠赴廣州負責禁菸。林則徐抵達廣州後，與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兩人合作，積極整頓海防，防禦外敵入侵；嚴拿煙販，懲辦不法官員；禁止商人販賣鴉片，以及國民吸食鴉片，凡吸食者要立即呈繳菸具，限期戒除；並於3月16日曉諭外國煙販，限期交出所有鴉片，並承諾不要再販賣，保證「嗣後來船永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林則徐又提出每箱呈繳的鴉片將獲五斤茶葉的獎勵，但他從未提及金錢賠償，顯然從未考慮英國人的利益和禁菸所帶來的損失。事件至3月24日，因英國商人在中國停留日久，耳濡目染中國之陋規，誤以為林則徐此舉是勒索錢財，對林則徐的要求敷衍過去，所以林則徐下令中斷貿易，撤走英國商館中的華人買辦和僕役，並派士兵包圍了商館，並下令：和洋人交通者即漢奸。350名洋商被困在商館裡六個星期，與外界交通隔絕，他們的生活受到嚴重影響。在「在華商務總監督」義律看來，林則徐此舉是妄顧英國商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的行徑；結果義律在5月18日向林則徐交出了21306箱鴉片。林則徐請示過道光帝之後，在虎門挖了三個大坑，並在6月3日開始銷毀鴉片，直到6月25日才全部銷毀殆盡。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虎門銷煙」。在禁菸期間林則徐命人翻譯西方書籍。

1840年，英國決定對中國發動戰爭，派英軍統帥兼全權代表懿律領兵到達廣州海面，並根據英國外相巴麥尊的指示，在封鎖珠江口之後，北上進攻浙江舟山。7月5日，英軍開始進攻戰略要地定海縣城，鴉片戰爭正式爆發。7月6日，定海淪陷。戰爭初期，道光帝與滿朝文武大臣對局勢一無所知，尚不知英國在何方。而此時英國已完成工業革命，亟需打開中國市場。並且英軍船堅炮利，裝備精良，而清軍卻指揮失誤，消極應戰。道光帝認為英國提出的條件過於苛刻以及琦善與英人擅自簽訂條約有損天朝威嚴，使道光帝大為不滿，道光帝便把琦善抄家革職，派奕山、隆文和楊芳赴廣東指揮作戰。但義律先下手為強，於1841年2月23日進攻虎門炮台，雖然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率靖遠炮台將士奮力抵抗，但仍不敵英軍，虎門炮台最終失陷。5月21日，奕山令水陸軍1700餘人，於黑夜分乘快船出動，挈火箭、噴筒，夜襲英船，擲火焚燒。次日早晨英軍2400人反攻，清軍潰退。四天之內，廣州附近要地全失，18000多清軍盡退城內，秩序大亂，奕山豎起白旗求和，簽訂《廣州和約》，不但率部撤離了廣州，還勒索廣州商家向英軍支付了600萬銀元的贖城費，僅怡和行伍崇曜就出資80萬銀圓。英軍收錢後也撤出廣州。期間廣州民間反英氣氛熾熱，發生了三元里抗英事件。而奕山為了不被皇帝懲罰，便虛報戰功，甚至將該戰役的慘敗說成大勝。1841年5月，英國政府否定《穿鼻草約》，改派全權公使砵甸乍來華。1841年8月21日英國艦隊有10艘軍艦、4艘輪船、22艘運輸船搭載英國陸軍第18皇家愛爾蘭團、第26卡梅拉尼亞步兵團、第49威爾斯步兵團、第55威斯特摩蘭郡步兵團、第62旁遮普印度步兵師、第66旁遮普印度步兵師北上。清軍節節敗退，最終1841年清朝戰敗，道光帝急忙派耆英和伊里布為欽差大臣，去廣州與英軍交涉議和。1842年8月4日，英國軍艦駛抵南京下關江面，璞鼎查威脅限日定議，否則發炮攻城，這使耆英和伊里布只好全面接受英方提出的條款。1842年8月29日，中英雙方簽訂《南京條約》，戰爭結束。

清政府被迫在南京的靜海寺與英國政府議約，雙方共在寺內議約四次。8月29日，中國清政府全部接受了英國提出的議和條款，在英軍旗艦「汗華」（亦譯康華麗）號上正式簽訂了中國近代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滿足了英國大多數的要求。香港島因此被割讓給英國，上海、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五大口岸被迫開放給英國人貿易和居住。列強自然不願英國獨享權益，紛紛與中國簽訂更多不平等條約。1844年7月3日，中美簽訂《中美望廈條約》。1844年10月24日，法國與中國簽訂《黃埔條約》，享有領事裁判權和傳教權等。1843年10月8日，中英簽署了《虎門條約》。鴉片戰爭與《南京條約》開啟了中國近代史。此後，美國等西方國家又強迫清朝與之簽訂《望廈條約》、《黃埔條約》等條約，列強獲得了領事裁判權，中國逐漸流失了領土、貿易等主權。

太平天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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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太平天國、天京事變和湘軍南京屠城

太平天國天王玉璽

曾國藩的九弟曾國荃，因率領湘軍在南京濫殺百姓無數，與其兄曾國藩被稱為曾剃頭、曾屠戶

1850年，道光皇帝駕崩，第四子咸豐帝即位。由於西方各國的經濟侵略，以及地方官吏地主兼併土地，使得傳統農村經濟受到破壞，各地乘機紛紛起事。其中河南、安徽一帶以捻軍為主，1851年洪秀全在廣西金田村起義，建號太平天國。1853年攻陷江寧（今南京市）並定都於此，改稱天京。並頒布了綱領性文件《天朝田畝制度》。隨後發動兩次西征；不久又派遣林鳳翔等進行北伐，最遠達天津近郊，清朝朝野震動。咸豐帝急忙派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紛紛組織湘軍與淮軍等地方團練武裝抵抗太平天國。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後領導集團發生腐敗現象，天京事變後國力大大衰退。洪秀全啟用李秀成、陳玉成、洪仁玕等人管理朝政，洪仁玕提出了帶有資產階級性質的社會改革方案《資政新篇》。後石達開率軍進入四川，在大渡河一帶遭清軍埋伏，全軍覆沒。

1864年7月，曾國藩弟曾國荃率湘軍攻陷首都天京，隨後湘軍屠城，許多當地平民和太平軍人被殺，太平天國也因此失敗。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創所所長郭廷以在其所著《近代中國史綱》引趙烈文《能靜居日記》記載曾國荃率湘軍攻入南京城後的情景：「湘軍『貪掠奪，頗亂伍。中軍各勇留營者皆去搜括』，……『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被戳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均被虜），老者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哀號之聲達於四方。』凡此均為曾國荃幕友趙烈文目睹所記，總計死者約二、三十萬人（死亡人數有爭議）。」[17][18][19][20][21]。

英法聯軍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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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英法聯軍之役、火燒圓明園、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和璦琿條約

1856到1860年，英國與法國為進一步打開中國市場，攫取在華利益，提出與清朝修約的要求，但被清朝拒絕。1856年英國和法國以亞羅號事件及西林教案為導火索，組織英法聯軍入侵中國。1860年，英法聯軍進攻北京，清軍於八里橋之戰戰敗，咸豐帝倉皇逃往熱河，英法聯軍攻陷北京，大肆掠奪並焚毀了北京西郊的「萬園之園」圓明園，咸豐帝命恭親王奕訢與英法簽訂了《天津條約》及《北京條約》。同時帝俄武力逼清朝簽訂《璦琿條約》、《北京條約》等不平等條約，攫取了清朝北方大面積領土。1864年，帝俄又強迫清朝簽訂清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割佔西北領土。帝俄共割讓了清朝近150萬平方千米的土地，相當於英國與法國的面積。馬克思主義史學認為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程度大大加深。

辛酉政變與清朝政局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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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辛酉政變和慈禧太后

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之後，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咸豐皇帝駕崩於承德避暑山莊煙波致爽殿。其子載淳年僅六歲，繼承大統。臨終前，並任命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戶部尚書肅順、額駙景壽、兵部尚書穆蔭、吏部左侍郎匡源、禮部右侍郎杜翰、太僕寺少卿焦祐瀛八人為「贊襄政務王大臣」，輔佐嗣君，人稱「顧命八大臣」。同治帝在避暑山莊居喪期間，奉咸豐帝的皇后鈕祜祿氏慈安太后，住煙波致爽殿的東暖閣；奉生母那拉氏為「聖母皇太后」，住在西暖閣；因此，慈安和慈禧分別被稱為「東太后」和「西太后」。

顧命八大臣與慈禧產生了嚴重的矛盾。而當時恭親王奕訢已與西方列國達成議和，於9月5日赴熱河奔喪。奕訢與慈禧秘密取得聯繫，決定策劃一次政變。在慈禧的鼓動下，這次政變得到了慈安太后的同意。14日，山東道監察御史董元醇奏請兩宮皇太后權理朝政，慈禧與慈安便召八大臣入議，八大臣以「本朝未有皇太后垂簾」為由拒絕。在奕訢的幫助下，慈禧取得了侍郎勝保、大學士賈楨等人的支持，10月26日，咸豐帝的靈柩運回京師時，慈禧命八大臣護送靈柩殿後，自己與慈安、嗣君載淳先到達京師。隨後，慈禧便先發制人，發動辛酉政變，將在京師的載垣、端華等人下獄，並派醇親王奕譞去擒拿肅順。自此，八大臣勢力被剷除。由八大臣擬定的年號「祺祥」也被廢除，改為「同治」。

慈禧授意議政王大臣，使他們上書建議兩宮垂簾聽政。於是在十一月乙酉朔，慈禧、慈安兩太后開始在養心殿垂簾聽政。慈禧許諾：「垂簾非所樂為，惟以時事多艱，王大臣等不能無所？承，是以姑允所請。俟皇帝典學有成，即行歸政。」自此，每日都召議政王大臣、軍機大臣討論政治。內外奏章，兩宮太后閱覽之後，由議政王大臣擬旨，翌日，議政王大臣進呈，由兩太后審閱之後，分別蓋上咸豐帝賜同道堂小璽鈐作為標識，然後以同治帝的旨意頒示。慈安對權力並不感興趣，日常朝政事務由慈禧處理；但遇上重大朝政事務，慈禧仍要去徵求慈安的意見。慈禧在垂簾聽政之後，便採納了御史徐啟文的意見，令中外臣工直言批評時事的過失；又採納御史鍾佩賢的意見，崇節儉、重名器；採納御史卞寶第的意見，嚴賞罰、整肅吏制、慎薦舉。又命令內直翰林整理前朝歷代帝王政治以及母后垂簾聽政的事跡，將其中的經驗和教訓進行歸納總結。同年，清朝開始了洋務運動。

自強運動與同治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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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洋務運動和同治中興

支持洋務運動的恭親王奕訢，他幫助慈禧太后取得政權，並且成為洋務派在中央的主要代表。成為清朝晚期的重要官員。

1861年，同治帝在承德即位。恭親王奕訢赴承德為咸豐帝奔喪，慈禧太后與奕訢發動「辛酉政變」，早先回到北京革除了輔政八大臣的職務並將載垣、端華、肅順三人處死，然後宣布垂簾聽政。被稱為洋務派的大臣與早先的地主階級頑固派進行了「中體西用」的爭論。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大臣主張學習西方器物，開始了「西學東漸」的歷程。他們認識到西方的船堅炮利，展開以自強、求富為目的的的洋務運動。先後引入國外科學技術，建立現代銀行、郵政等設施。並且建立翻譯機構同文館、進行新式教育，培訓技術人才並派遣留學生到歐美日國家學習。李鴻章等封疆大吏在地方建立輪船招商局、江南製造總局與漢陽鐵廠兵工廠，1862年，中國自行設計的第一台蒸汽機投入使用，標誌著中國近代工業的起步。同時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艦隊。洋務運動使得清朝國防實力與工業實力大增，出現了中興氣象，史稱「同治中興」。1865年僧格林沁的滿蒙騎兵中捻軍埋伏而全軍覆沒，地方大臣左宗棠與李鴻章分別滅掉了西捻、東捻，1868年在華北、中原一帶活躍多年的捻軍叛亂終於結束。1862年到1878年楚軍大臣左宗棠平定陝甘回變和新疆阿古柏的戰亂，並在沙俄手中收回伊犁。

1875年同治帝去世，光緒帝即位。1883-1885年，法國入侵清朝的藩屬國越南，清朝與法國因越南主權問題而爆發清法戰爭。活躍在中越邊境一帶的劉永福率領黑旗軍南下抗法。1883年，在河內附近的紙橋痛擊法軍，斬殺法軍統帥李威利。史稱紙橋大戰。1884年夏天，法軍艦隊強行駛入福建馬尾水師的基地馬尾軍港，李鴻章奉行「未可與歐洲列強輕言戰事」的投降策略，使福建水師處於被動挨打的境地。接著，法軍炮擊馬尾船廠，摧毀閩江兩岸的清軍炮台，清朝被迫對法國宣戰。1885年年初，法軍占領諒山，廣西告急。此時清朝起用老將馮子材鎮守廣西，馮子材大敗法軍，乘勝追擊，與黑旗軍收復諒山等地。清朝節節勝利，粉碎了法國侵略者利用越南為基地侵略中國的妄想。並導致法國茹費理內閣倒台。清政府決定與法國議和。1885年夏，李鴻章與法國公使巴德諾簽訂《中法新約》。規定：清朝承認法國在越南的殖民統治，中越邊境開放商埠，在西南修築鐵路等等。最後清朝失去越南的宗主權力，越南淪為法國殖民地，清朝的西南門戶被打開。

台灣在趕走法國侵略者之後建省，劉銘傳為台灣第一任巡撫。1885年英國入侵緬甸，清朝駐英公使曾紀澤（曾國藩之子）向英國抗議無效，1886年被迫簽訂中英《緬甸條約》，承認了緬甸為英國所有。六七十年代，在洋務派企業以及外國資本的刺激和影響下，民間出現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被稱為「民族資本主義」。

自然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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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年間，中國經歷了不少天災，有些天災甚至還造成人口損失，對晚清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丁戊奇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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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丁戊奇荒

1878年畫，《中國饑荒》（The Famine in China）。饑荒受難者被強迫把兒女給賣掉。

光緒元年至四年（1875-1878年）間，河南、山西、陝西、直隸、山東等地發生特大旱災饑荒，尤以山西最嚴重，太原府100萬人死95萬。[22]總死亡數計950萬-2000萬不等，也就是清朝人口的約2-4%。2000餘萬災民逃荒或販賣到外地。[22]但這場大旱荒過後並未發生大規模暴動[23]。

袁子鵬、嚴保之等清廷官員稱「此千古奇災，是鐵石心腸亦當淚下」[24]。

光緒《山西通志》，卷八十二，《荒政記》，「此誠我朝二百三十餘年來未見之慘淒，未聞之悲痛也」。[25]

袁保恆奏議中稱，河南「成災七十二處（縣）之多，通省核計，已十分之七。受災之重，為二百數十年來所未有」。災民「不得不逃亡四出，扶老攜幼，號泣中途，帶病忍飢，踉蹌載道」。[26]

時任山西巡撫曾國荃稱丁戊奇荒為「二百餘年未有之災」[27]。「赤地千有餘里，饑民至五六百萬之眾，大祲奇災，古所未見」[28]。

丁戊奇荒震驚了當時的世界，西方媒體關注了此次災荒。《紐約時報》對丁戊奇荒的最早報道是在1876年6月27日，[29]隨後做了進一步報道。它對這場災荒報道最密集的時段是在1878年，它將這場災荒的主要原因歸咎於中國基礎交通設施的落後，並對清政府的賑災措施給予了肯定。《時報》的觀點與中國大陸學界主流觀點——清政府腐敗無能、賑災不力是造成「丁戊奇荒」傷亡慘重的主要原因大相逕庭。1878年7月10日，時報稱，當時的清朝最高統治者對於外國人在賑濟災民方面所做的努力也給與了「廣泛和出乎意料的感謝」。[30]

《聖保羅先鋒報》1878年1月26日載，「這場饑荒，已在中國北方省份持續了三年，現在似乎到達它的頂峰……我們的消息不是來自中國人，而是來自在當地的外國人，或者在那些省份傳教或者被派去賑災……」，「這一地區（山西、陝西、河南和山東）有九百萬人口目前處於飢餓中」。[31]

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指1500-2000萬人死，外國賑災會指900-1300萬人死[32]，美國傳教士哈巴安德指1300-1700萬人死，美國駐大清公使柔克義指950萬人死。[33]

1887年黃河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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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1887年黃河決口

光緒十三年（1887年）9月30日，河南鄭州下汛十堡（今惠濟區花園口鎮石橋村）發生黃河決口[34]，這是繼1855年銅瓦廂決口改道後最大的一次決口[35]。此次黃河決口致使200多萬（一說93萬；一說最保守估計150萬；一說700萬）人罹難，清史研究學者夏明方稱其為「近代中國人口損失最嚴重的一次洪水災害」[36]，英國密德薩斯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彼得·霍夫（Peter Hough）稱其為「人類歷史上最致命的自然災害之一」[37]。

口門逐漸「刷寬至三百餘丈」，下游正河斷流。決水流入賈魯河、淮河，豫、皖、蘇「三省地面約二三十州縣盡在洪流巨浸之中」[36]。清朝政府命吳大澂接辦堵口工程，1889年1月20日（光緒十四年冬）合龍成功[38]，吳大澂親筆撰文立碑以示紀念此次事件。此次治理決口耗費白銀1090餘萬兩[39]（一說1200萬兩[40]），占當時清政府年收入的四分之一，史稱「鄭州大工」[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