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型 器身呈圆直筒形，深腹平底，矮圈足外侈，腹两侧各有一对半环形耳。标本：井叔饮壶（M165:14），高14.5厘米，口径9.8厘米。器身饰窃曲纹，锈蚀较甚。[5](P159、161)（图一，2）

C型 椭方体。盖母口、器子口，鼓腹倾垂，圈足下有小台。标本：仲饮壶，高14.8厘米，口径8.4×6.8厘米。盖、腹饰卷体兽纹，盖沿、圈足饰两两相对的蛇纹，颈部饰长尾小鸟纹。盖和腹两侧有透雕扉棱（图一，3）。[2](P352-354)

此外，上海博物馆还藏1件饮壶盖，有铭“伯作姬饮壶”。[2]

图一饮壶分型及与铜觯对比图

在谈及饮壶与觯的关系时，马承源先生认为觯器体为圆形，自名为饮壶的皆为方形，并据伯饮壶认为椭扁体觯也有单耳的，因此推测椭扁体形的觯，很可能属于饮壶一类。[1](P176)我们在梳理完资料后，倾向认为饮壶是铜觯的一种，B型饮壶应是圆体铜觯的最后变体，其的出现基本预示青铜觯作为礼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做这样的推断，主要有以下理由：

其一，自名为“饮壶”且有器形可考的3件时代均在西周中期，具体而言伯饮壶、仲饮壶的时代略早，处于西周中期偏早阶段，井叔饮壶为西周中期偏晚阶段。大时代背景上处于铜器发生变化的重要阶段，具体到铜觯上处于形制向两极发展的一个阶段，出现加耳等形制并不奇怪（仲饮壶高扉棱也值得关注）；

其二，单从形制上看，3件饮壶与西周早期偏晚阶段铜觯的发展演变关系明显。伯饮壶器口椭圆形，但圈足为椭方形，这与椭方形粗体觯（图一，6）的特点一致。与西周早期偏晚阶段的铜觯相较形制有明显的传承，器腹已倾垂至最低点的特点，是时代较之晚的体现，与椭方形粗体觯发展规律一致。[6](P175-207)至于腹两侧加象鼻形耳的特点，与此类耳的流行时间有关。约在穆王前后，此类象鼻形耳较多地涌现，有作耳者也有作足者，而与之同出的伯尊也是两侧加有此类耳，因此其不是饮壶的独有特征。井叔饮壶虽腹壁竖直，但圈足与腹部有明显分界，且圈足与腹部呈相反方向弧形外撇，这是觯有别于其他饮酒器的一个典型特征。铜杯无论腹壁弯弧或竖直，其上、下都是一体，没有圈足分离的特点（图二，6）。至于腹两侧各有一对半环形耳的特点，此类特点从西周早期就在相关铜器上出现，在铜觯上亦是如此，如西周早期偏晚的应公觯，就是在一侧有一半环形耳。而时代与应公觯相当或略晚的出土于陕西耀县的太史觯（图一，5），[7](封底)还出现了腹两侧皆有半环形耳的形制。因此，腹两侧有半环形耳也不是饮壶独有的特点，而是此时期酒器上都有出现的形制。由于太史觯和井叔饮壶之间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至西周中期偏晚阶段演变为腹壁竖直的最后形态也并非不可理解。相当于此时期的椭圆形粗体觯，如趩觯形制也异常粗矮，这可能是铜觯最后形态的一种体现。仲饮壶形制与同时期的铜壶相差甚远（特别在体量上），且此时方壶还未流行。①其性质明显为椭方形粗体觯，与朿觯（图一，6）[8](第三册·676)相较器体更加矮粗，都是时代相较略晚的特征。唯一的差别就是器为子口，但是此类粗体觯有与斗相配的器用制度，[9](P143-152)器子口的形制并不影响将之推定为觯。因此，综合以上，从器物形态的角度，已知有自名“饮壶”的3件形制上均可归入觯属。

其三，与这2件自名饮壶的时代、器物形制接近的，还有其他2件器物，但自名均不是“饮壶”。这两件器物1件自名为“饮鑵”（伯作饮鑵觯（图一，4）），[3](卷十九·10855)形制为西周早期偏晚的椭方形粗体铜觯。1件自名为“”（觯），[10](P32)形制为西周中期偏早的椭方形粗体觯。说明“饮壶”并非此类器形的唯一自名形式，因此其也不能作为此类器形的定名标准，况这3件自名“饮壶”者自身还为形制各异的三型铜器。

所以，我们倾向于将3件自名为饮壶的器物列入青铜觯的范围之内，C型饮壶的形制就是铜觯，A型也视为椭方形粗体的异体觯，B型则为圆形铜觯的最后变体，至此铜觯作为礼器的时代结束。

此外，铜觯还有其他的一些异体形态，如殷墟四期的高圈足球形腹觯、扁方形粗体觯（图三，3）。到了西周早期偏晚阶段有腹一侧加鋬的，如应公觯，以及口沿带流的，如觯2件与2件爵同出于墓东北角二层台上而未被盗掘，[11](P90-91)从组合关系看，为觯无疑。这些有特点的器型的产生，有着特定的原因。一方面，在一种器型兴盛之时，往往是最具创造力的时候。于是，高圈足球形腹觯、扁方形粗体觯这种有特点的器型便应运而生；另一方面，在社会文化变革时期，也会出现一些很有特点的现象。商周王朝更替是一个时期，西周前、后之交的礼制改革是另一个时期。表现在觯上，开始出现器身加鋬、口沿带流的现象。加鋬是为方便举拿，口沿带流是为此类粗体觯更简便地使用，而省去与斗配合的麻烦。这种向实用化、简单化方向发展的趋势，进而说明西周中期铜礼器中的酒器文化已经衰落。

二、青铜觯与觚、觚形杯的关系

青铜觚出现较早，在青铜觯流行之前，常与爵配对，构成酒器的基本组合。在青铜觯出现之初，两者基本上沿着各自的轨迹发展，但由于两者功能相同，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影响。圆形细体觯从西周早期开始，不断向细高方向发展，形态也开始与觚接近。至西周中期早段，一些觯的高度达到了20厘米，接近了觚的器高范围。同时，束颈位置下移至器身中部的特点，也与觚类似。但通过仔细分析，两者从器形上还是可以区分开。

其一，觚一般较觯高，觯只有圆形细体觯在西周中期时个别器物才开始接近20厘米；其二，觚的基本形态为束颈、喇叭形口、腰两壁成弧形一直延续至底，有的腰部微鼓，形成一圈圆箍，但向两端弧形延伸的趋势并不改变。觯也束颈，圆形细体觯西周早期晚段开始束颈位置下移至器身中部，但器身下部有鼓腹。器身两壁先弧形向下，然后弧形内收，在圈足之上形成圆腹，有腹无腹是区别铜觯与觚的重要标志；其三，觯圈足部分与器腹相分，呈相反方向外撇，然后形成圈足。而觚圈足则与器身连成一体，成同一弧度（图二，3）；其四，从流行时间上讲，西周早期早段之后，觚已较少出现，基本上为觯所取代。而此时，圆形细体觯大量流行（相对于其他型式的觯而言）。因此，这一时间段出现的器形，应首先考虑是觯。

用以上四点标准来衡量，我们可以较容易地将觯与觚区分开。如江陵万城1件蕉叶纹觯及1件弦纹觯（图二，1），[12](P224)高度均达到了18.5厘米，形态似觚，因此作者在简报中都定名为觚。但仔细比对后，两器腰下有垂腹，圈足与器身方向相异弧形外撇的特征与觚相异。与其同出的还有一件小臣觯，三器的时代均属于西周中期早段。因此，这两件应定名为觯。同时，《考古图》中善从彝二、癸举两器，束颈，两壁弧形与圈足相连的特征，说明两器应定名为觚，容庚先生定名为觯是不妥的。[13](P82-85)此外，还有两件较有特点的器物——曲村M6214出土的叔觯（图二，2）[14](P414-415)和《西清续鑑（甲编）》著录的饕餮纹觚（图二，4）。[15](卷一一·四七)两器器身下部均有三道瓦棱，叔觯三道瓦棱沿两壁向下弧形外撇后弧形内收，形成一个垂腹。而饕餮纹觚三道瓦棱仅形成一圈微鼓的箍，并未影响两壁继续弧形外撇的趋势，微鼓的箍由腰部下降至圈足上只是时代较晚的觚的特征。因此，同为三道瓦棱，特点不同，则类属不同，再加上圈足特点的迥异，一觯一觚区别明显。

觚形杯（图二，5、6）与觚形态相似，只是器形略矮粗且个别加鋬，整体时代相对较晚。只要准确把握以上四点原则，一般不易混淆。

总体而言，铜觚与觯虽有一个并行发展的阶段，圆形细体觯也受到觚的影响，向细高方向发展，但它们基本上是一种替代关系。从西周早期早段始，觯开始取代觚的地位，成为酒器基本组合的核心成员。

图二铜觯与觚、杯对比图

三、青铜觯与尊的关系

铜尊作为盛酒器，整体较觯高大、厚重，标准形态的尊，较易与觯区别。但西周早期，受到处于兴盛期铜觯的影响，出现了一种觯形尊（图三，1），并流行于西周早期晚段至西周中期早段，使得圆形粗体觯，特别是椭圆形粗体觯与觯形尊的区别变得复杂起来。通过分析，我们注意到，两者虽互相影响，但仍具有一些自身特征：

其一，觯形尊虽受到觯的强烈影响而形制近似觯形，但仍有自身发展轨迹。它基本上是由粗体觚形尊发展而来，时代集中在西周早期晚段和西周中期早段，之后便极少见到；其二，从功能看，觯形尊的基本功用是盛酒，因此器形相对高大，器壁较厚（相对觯），高度一般不低于14厘米；其三，觯形尊束颈，口外侈较大，口径大于腹径，且口径大于15厘米（图三，2）。而觯除圆形细体觯分别从西周早期早段及西周中期早段开始演变为口径大于腹径外（但口径一般仍小于13厘米），其余器型口径均小于腹径；其四，觯形尊多在颈部饰对称的兽首，椭圆形粗体和圆形粗体觯一般不见；其五，尊无盖，粗体觯有的带盖。以上五点，是觯与觯形尊的主要区别所在。

扁方形粗体觯争议也较大，《美集》收录一件父丁觯（图三，3），[16](P790)该器呈扁方体，高17厘米，器形略显高大。因此，也有学者定名为尊。该器纹饰繁缛，腹部所饰饕餮纹与郭家庄大方尊上饕餮纹（M160:128）相似。[17](P85)郭家庄M160墓葬年代下限已接近帝乙初年，这种饕餮纹也多见于殷墟三、四期。因此，父丁觯的年代当在殷墟四期，不可能晚至西周早期。殷墟四期的方尊均为口、腹、圈足等分的三段式造型，器形均高大，器壁厚重，器高一般都在22厘米以上，许多达到了40多厘米，远较该器高大。因此，定名为觯是正确的。上海博物馆也藏有一器，马承源先生称为兽面纹饮壶，[1](P176)陈佩芬先生亦持相同意见。[2](P309)该器为扁方形，高16.6厘米，口径11.4×9.2厘米，时代最晚不过西周早期，远较同时期壶矮小（图三，4）。而前文已论自名饮壶的器形是西周中期才出现的，且本身也是觯的一种。而该器并无自名，时代又较早，因此定名为饮壶恐有不妥。此外，该器束颈，腹、圈足微弧的特点也与同时期的方彝相去较远，器形亦矮小的多，但与扁方形粗体觯非常接近，且能看出自殷墟四期出现至西周中期消失的发展演变规律，因此改称兽面纹觯是我们的意见，林巳奈夫先生也持相同观点。[18](觯21)

觯与尊争议最大的一件器物当属趩觯（图三，8）。该器最早著录于吴大澂的《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书中称为尊。[19]后来，郭沫若先生又定名为觯。[20](图编206)关于此器，学界争议较大。②该器高11.2厘米，口径12.9厘米，口径大于器高，有铭68字，这些现象均为觯所少见。但是，这都并非觯与尊的最主要区别。觯与尊的首要区别是高度，尊高大而觯矮小。《美集》著录1件觯，从造型、纹饰看，时代属殷墟四期晚段（图三，6）。[16](P780)器高12厘米，但在其下垫有一高圈足，使口、腹、圈足形成三段式，模仿马桥文化的陶尊（T111:5）（图三，5）。[21](P131、133)将器体垫高模仿尊的做法，说明粗体觯与尊的一大区别就是高度。铜尊一般不低于14厘米，尤其商代晚期的尊，相当得高大，一般都在22厘米以上。而觯只有圆形细体觯达到20厘米的高度，且还是细体。椭圆形和圆形粗体觯一般都在15厘米以下，两者体量有别。其二，椭圆形和圆形粗体觯的最大区别不是口径不能大于器高，而是口径不能大于腹径。口径大于器高的器形，并非趩觯一件，早在殷墟四期，椭圆形粗体觯就有这样的器型。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一件觯，通高11.4厘米，口径11.3×8.3厘米，去盖后，口径就大于器高。[22](P86)同样的器型还有一件妇亚弓弓觯，该器从器型判断，原应有盖。失盖后高11.8厘米，口径12.4×9.2厘米，口径亦大于器高（图三，7）。[16](P778)可见，早在殷墟四期，一些粗体带盖觯去盖后口径已大于器高。因此，口径是否大于器高并非判断是否为觯的标准。器物的造型特点要为功能服务，器体高大，口部外侈较大，利于盛酒。器矮小，口径小于器腹，易于饮酒。圆形细体觯西周早期早段开始器形更加细高，口径虽大于腹径，但由于器身较细，口径实则不大。如若口径小于腹径，许多只能变为直口，更加不利于饮酒，且造型不美观。因此，圆形细体觯与椭圆形、圆形粗体觯还是略有区别的。其三，关于长铭的问题，觯一般铭文确实较少，但从西周早期开始，已有所不同。6字以上铭文的青铜觯有了一定数量，周初的小臣单觯铭文已达21字，传湖北安州出土的中觯铭文更是达到了36字。[23]到了西周中期，受长铭铜器的影响，在圆形细体觯不易铸铭文（器细高）的情况下，趩觯这样的粗体觯铭文达到68字，完整地记录一次册命的过程是正常的，仅以铭文字数较多定名为尊恐有不妥。其四，从器形看，该器不同于觯形尊，也无法将其纳入尊的型式发展脉络之中。但是，它与西周中期偏早的粗体觯很是相似，只是趩觯器形更加低矮，而这恰是时代较晚的体现。因此，将其归为觯，从类型学的角度讲也更为合理。其五，趩觯器形矮粗，容量较大，但是此类粗体觯可与斗配合，舀而饮食醴酒，这与尊单纯盛酒的用途截然相反。所以，从现有材料来看，定名为觯可能更合适一些。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基本上搞清楚了铜觯与铜尊的异同。按以上原则，我们认为《博古图》所录蜼尊、兄丁尊、召公尊当为觯。《西清续鑑（甲编）》夔凤尊、《西清续鑑（乙编）》夔凤尊、《西清古鑑》乙公尊、草尊当为觯。《陶斋吉金录》所录天父乙尊当为觯，而《近出殷周金文集录》收录的子觯、女心觯、觯、觯、叀觯都应为觯形尊。

图三铜觯与觯形尊对比图

四、青铜觯与卣、壶的关系

青铜卣、壶刚出现时均为盛酒器，功能与觯相异。但是早年，对于铜觯与壶、卣的区分仍较困难。早在北宋年间，吕大临在《考古图》中就不能将觯与卣区分，而将持戈父癸觯、父乙觯、木父乙觯、父乙足迹觯4件觯定名为卣。梅原末治先生对觯、壶的区别也相当的模糊。[24](第十五册)李济先生也曾以提梁的有无作为区别觯与卣的标准。现在看来，李济先生的认识是觯与卣区别的一个方面，这与两者功能的不同有关。但若仅依此判断，就难免会出现偏差，甚至还会与壶相混淆。如其在写作《记小屯出土青铜器》时，就因为无提梁将小屯M388出土的1件铜壶（图四，5）定名为铜觯。[25](P562、601)其实谈到三者器形的差别，更重要的是觯个体矮小，卣、壶相对高大。而觯器多为母口，卣器多子口（图四，1）则是卣与觯的另一个重要区分点。但是，商周青铜器的发展演变绝非单线条式同向发展的，他们在发展过程中，必然受到相近器物的影响，自身功能特点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上海博物馆收藏一件夨王觯，高18.5厘米，口径8.5×6.8厘米（图四，3），[2](P129)很明显就受到了卣的强烈影响。觯由于是饮酒器，一般为盖子口，器母口，即便有器子口的例子，也是极浅的子口，如旅顺博物馆收藏的守妇觯（图四，2）。[26](P22)而夨王觯不但器为子口，且盖折沿很深，口沿部分形态与卣相似，且盖缘、颈沿各浮雕一羊首，这些均具有卣的一些特征。但器形矮小，轻薄，无提梁的特点又与觯相似。由于粗体觯有与斗相配的器用制度，因此器长子口并不影响功能的变化。所以综合各种特点看，暂时将该器看作受卣影响最大的一件觯还是妥当的。而《周金文存》著录的另外一件器物伯矩尊一，[27](卷五·一四)虽然器为母口、盖为子口，但器体明显较铜觯高大，高度达到了24厘米。体量超过铜觯的范围，盖、口的特点又恰为铜壶的典型特征。因此从器形演变看，将该器归为壶更加合适。

铜觯与壶的相互影响，还表现在其它的一些方面。如在殷墟四期晚段至西周早期早段的个别觯上，可以看到口沿两侧有贯耳的现象，如山西灵石旌介出土的辛觯（图四，7），[28](P6)可能就是受了较早兴起的贯耳壶（图四，6）影响的结果。亚象觯（图四，4）、[29](P42)小臣觯[30](P224)这种盖、颈间用单节链相连的情况，则可能是受到提梁壶、提梁卣的影响而出现的，当然也和粗体觯与斗相配用法的出现有关。

图四铜觯与卣、壶对比图

五、小结

综合以上，青铜觯、饮壶、觚、觚形杯、尊、卣、壶等酒器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青铜器并非完全的单向线性发展，其在保持主体不变的情况下，在其他铜器兴盛的阶段，会受到功能相近铜器的的影响；但在自己繁盛的阶段，又会反过来影响其他的器形。而青铜觯与相关器形之间的这种关系，基本代表了铜器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也是铜器在“主干”器型之外，会在某个时期出现一些“小分杈”，从而使得器型需要辨析的原因。

以觯为主线考察相关青铜酒器之间的关系，觯的出现如同商代的多数铜器一样，都是受到了相应陶器的影响。史前大汶口文化和夏商时期马桥文化的觯形陶器对于铜觯的出现有着直接的影响。[31](P179-185)在铜觯流行时期，殷墟四期晚段的粗体觯有受壶影响附加贯耳的形制。带盖粗体觯在进入西周后，由于有了与斗相配舀而饮食醴酒的器用之法，个别器形器与口的结合方式受并行发展的卣的影响，出现器为长子口的形制。在铜觯高度发展的西周早期，一方面对其他器形产生了影响，在西周早期偏晚阶段壶受觯的影响出现了器母口、盖子口的形制，尊出现了一种被称为“觯形尊”的形制，并成为此时期至西周中期偏早阶段尊的主流。另一方面，就在西周早期偏晚阶段，觯开始全面地取代觚的地位，与爵配对组成的酒器核心组合，酒器组合中发生了替代关系。而经历西周早期的极盛，西周中期偏早阶段铜觯开始走向衰落之时，又衍生出了自名“饮壶”的最后形态。而铜觯取代觚在酒器核心组合中的地位，当与商周王朝更替引发的礼制变革有关。《尚书·洛诰》记武王祭祀成周时，依然“肇称殷礼”。但在成王六年周公“制礼作乐”之后，真正的“周礼”开始形成。同时，《礼记·礼器》也讲：“有以小为贵者。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小巧实用的觯正是西周礼制的选择，“爵”、“觯”，一“贵”、一“尊”，也体现出两者成为西周早期酒器核心组合的原因。饮壶的衍生，则与恭懿之际的又一场礼制改革[32]有关。在这次礼制改革之后，酒器基本遭到了淘汰（功能转变为水器者除外），重食文化最终确立，觯也未能改变其消亡的命运。

总之，青铜觯、饮壶、觚、尊、卣等的关系，除代表铜器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还体现了商、周王朝更替以及周公、恭王时期两次大的礼制变革引发的铜器器用制度变化。因此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对于我们探讨铜器之间的关系、铜器器用制度以及西周时期的礼制变革均具意义。

注释：

①晋侯墓地M91、M33出土的2件晋侯僰马方壶时代为西周中期偏晚。

②林巳奈夫在《殷周青铜器综览》，陈梦家在《西周铜器断代》，张懋镕师在《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之间的关系》中称觯，王世民在《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陈佩芬在《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中称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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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于《农业考古》2016年第3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